光绪皇帝像
没料到光绪看了文悌的折子不由勃然大怒，他断定文悌系“受人唆使”，指责文悌“欲开台谏结党互攻之习”，罪不可恕！当即降旨罢斥其御史资格，令其回原衙门去听候发落。原本得意忘形等着打赏的文悌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蔫头耷脑地回家去待了两天。心想原衙门是不能回去的，官职被削了，回去只能当个打杂跑腿的，实在没脸见人。他不相信维新派这帮人能成气候，自己肯定有翻盘的机会。想到这，他一咬牙便称病“退守园林”。既然不干了，俸禄也就没了。文悌家里养着一大家人，断了俸禄，生活陷入窘境，一度“清苦殊甚，家中几于不能自给”，为此他作诗叫苦，“明日荒厨无宿米，料应梦不到黄粱”。由于其人品太差，也没几个人同情他。其靠山刚毅内心不满，跑到西太后跟前去为他鸣冤叫屈，西太后既已表态不干预光绪搞变法，也不便再说什么，却由此而知道有文悌这么一个人物了。虽说文悌被收拾了，但由其煽起的这股构陷维新派的邪风却并未平息，谣言被当作事实传播，顽固派暗中推波助澜，一时京城朝野流言蜚语，街头巷尾弥漫着诡异的气氛，变法前景暗淡。
八月，政变骤然爆发，光绪被囚，康、梁出逃，一批维新志士被捕杀。虽不能说政变是因文悌的折子而引发，但康有为“政变之狱，一以文悌之折为案据”的说辞当不会有错，正是文悌的“洋洋数千言”成了顽固派清算维新派的“案据”。在被杀害的“六君子”中，杨深秀的所谓“罪名”正来自文悌的那些构陷之词。至于康广仁，他实际上并未过多涉足维新派的活动，也因文悌参奏时的有意牵连而惨遭杀害。谈到兄弟的被害，康有为痛心地说，“文悌劾吾，竟牵及幼博（康广仁），故旧党泄愤，遂及大戮”。所以说杨深秀、康广仁这两条命案文悌是要担责的。正是有了维新变法期间的一番“上佳”表演，慈禧训政后重新起用了文悌，赏了他一个知府的官职。很快河南知府的位子腾了出来，文悌没有耽搁，走马上任去了。
春风得意河南府
河南府共领一州十县，治所洛阳为中原大郡名城，九朝故都胜地。能到这富庶繁华之地做知府，文悌自然是喜不自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文悌在河南府坐镇三年有余，有多少进项不好说，但他留在洛阳地面上的故事倒有得一说。
文悌是己亥年（1899年）初到任河南府的。有记载说他这个知府架子很大，自恃其官职是太后点名给的，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当地的官员有事求见，他可以几天不见；但凡有些来头的，他则会立马出面，笑脸相迎。洛阳地处水陆交通要枢，时有达官显贵由此过往歇脚，文悌得知后都会亲自跑到驿站去拜见，不敢怠慢。他这几年的政绩乏善可陈，但将周南驿改建为行宫一事，倒是他为官一任的得意之笔。
洛阳城南的周南驿是一处由亭台楼榭各类建筑组成的庞大建筑群，颇有些皇家园林的气派。文悌到任后很快就瞄上了这里，他多次到此巡视踏勘，估摸着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派上大用场。果不其然，因“庚子之乱”而逃往西安的慈禧一行，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眼见形势趋于平稳，便觉得该回京城了。返京的路当然不愿再走西逃时的伤心路，计划先往东进河南，再过黄河北上进京。在圈点沿途的驻跸地时，洛阳城名列其间。接到上边的文告，文悌十分激动，知道孝敬太后和讨好皇上的时机来了。他立刻跑到开封，张口向巡抚松寿要八万两银子，说要把周南驿改建为行宫，准备迎驾。松寿赞同将周南驿改做行宫，但他说哪里用得了这么多银子，再说上头已明令沿途接待不得铺张，国家刚遭此大难，一切均要节俭为好。最终松寿给了他三万两。文悌心里老大不高兴，闷着头回到洛阳，找当地的富商大户搞起了摊派，“就地罗掘以供所需”。一面弄钱，一面就大张旗鼓地动工了。他亲临工地现场督导，修建行宫，翻新街面，平整道路，让一切都“焕然耀目”。给太后准备的寝宫，更是“局势宏丽，陈设皆备极精好”，还在后窗外挖了个大地坑，通过地道与内室相通，以备冬天烧火取暖之需，考虑得可谓周全。
慈禧一行是辛丑年（1901年）九月十六日到洛阳的。据随行官员记载，自西安起驾风尘仆仆800里，一进洛阳，但见“风日清美，道路坦平，旬日以来，惟此一程最为畅适”；再看周南驿，“一切部署，无不力从丰瞻”。原本“奉旨须留住五天”，太后一高兴，又多住了3天。在洛阳的8天里，慈禧兴致勃勃地游览了龙门、香山寺等多处名胜古迹。住得舒适，吃得可口，玩得高兴，太后对洛阳的接待自是十分满意。而文悌不仅尽力伺候太后讨好皇上，还重金贿赂总管太监李莲英，“终日在李室，手持水烟袋当户而立，与出入官员招呼点首以示得意”。其奴颜婢膝的做派，遭到河南同僚们的鄙视。巡抚松寿则嘲弄道，“我们河南现今出了一个红顶大员喽”。而在文悌眼里，能同太后身边的李公公套上近乎，那是很长脸的事。
陈夔龙
文悌的一番忙活没白费，两宫起驾离开洛阳时，李大总管传话给他，说上头说了，“河南知府文悌迎驾有功”，你小子挺会办事，你就等着赏赐吧。文悌千恩万谢，他明白这赏赐就是升官晋级，他期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但大半年过去了，眼见官员频繁调动升迁，连两年前还是五品京官的陈夔龙都来河南坐上了布政使的位子，成了自己的上司了，自个还在这知府的位子上待着，心中不免有些焦急。又捱了几个月，圣旨终于来了，“文悌擢升贵州贵西道”。文悌听旨不由一愣，怎么会是贵西道？双手接圣旨，口中连呼“谢圣恩”，心头却想不明白，这是赏赐我吗？叫我到贵州那穷地方去当差，我宁肯不升迁，就在这河南府待着，也远比做那个贵西道强。他越想越不甘心，当即跑到开封求见新到任的巡抚张人骏，求他帮忙给上头说说，换个地方。张人骏碍于面子，硬着头皮给上头写了个“要缺需员，请将新授贵州贵西道文悌与河南河陕汝道互调”的折子。很快上头给了批复，“朝廷量材擢用，自有权衡。张人骏所请，殊属冒昧，著传旨申斥”。不仅没给文悌另行安排，还把张巡抚给训斥了一通。文悌一看没回旋余地了，不敢赖在洛阳不走，只好收拾行李动身前往贵州。
郁郁寡欢贵西道
文悌一路郁郁寡欢，待由湘西乘船进入贵州地界时，已是辛巳年（1903年）的秋天了。他没带家眷，行李也不多，想必是没打算在贵州长待。在他的想象中，贵州属穷乡僻壤，且民风彪悍，匪盗猖獗，到这种地方做官，无异于充军发配。但他心里清楚，再不想来也得来，自己的那几个靠山因为“庚子之乱”担责，或被问罪赐死，或遭免官遣戍，上头已没什么人肯为自己说话了，若再像戊戌年那样来个托病告假，那可就真得回家歇着，再无做官的机会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希望太后还能记着自己的那点功劳。
船到镇远府，文悌在此停住游览了几日。因由此往西水浅滩多，大船不宜通行，故改走陆路。就这样山行舆马，水泛舟船，入冬前来到贵阳。原本打算在此多待几天，但想到接任的事不宜再耽搁，再则一到贵阳就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劲。此前曾耳闻被发配新疆的维新派大臣李端棻已获赦回到老家贵阳，且被巡抚邓华熙待为上宾，延请为经世学堂的主持，现在更目睹这些人在这省垣之地兴办新式学堂，传播西方新学，大力提倡改革，闹得风生水起，心里不是个滋味，觉得还是早点离开为好。于是他没待两天就西出贵阳，前往毕节接任去了。
介于省、府之间的道，实则只有监察而无地方专责，没什么实权。文悌接掌贵西道，既无专责倒显得轻松。他给自己的居室题名“忧惧愧斋”，可见其当时心情不佳，想必也没兴趣多管什么事。但贵西之地一向不太平，时有匪盗祸害地方，也常有官员因剿匪不力而被撤职查办，所以他不时还是要到辖区各地去巡视一番，督导属下要尽职尽责，以免出事惹麻烦。道员已是三品高官，出巡时是有讲究的。据文悌自己记述，他出巡时腰挎佩刀，一帮轿夫为其抬轿，除随员、护卫之外，还带有厨子杂役，再加上有手执“肃静”“回避”高脚牌的衙役在前面开路，阵仗不算小。大概是出于亲民的考虑，文悌出巡时还喜欢往那些山高路险的偏僻地方去走走看看，而他的出现常令乡间的百姓如惊弓之鸟，纷纷赶着牲口到山崖间去躲避。而照文悌自己的说法，他其实并不想扰民和惊动地方，每次出巡前，他都要预先告示沿途，吃住行概由自己负责，“不准州同衙门参与其事”；倘用到当地船只，一切费用照付外，每日还会多给每个船夫大钱一二百文。几年间，毕节的七星关、大定的双山、黔西的鸭池河、大关等很多险要之地，他都到过；治下的府、州、县、厅，他都巡查过。那几年贵西道地面上相对平静，应该说文悌还是尽到职责的。
但文悌对前程已没太多想法了，尤其是贵州安顺籍官员黄桂鋆的抱恨终天，让他明白自己能在这贵西道的位子上待着就算不错了。黄桂鋆是他在京城都察院时的同事和好友，维新变法期间他们是站一边的，黄某对维新派的指控也是颇具杀伤力的；政变发生后黄又立马上书要求将已抓捕的维新派成员“速行处治，以绝其望”，按说这也算是朝廷的忠臣和有功的人员了。可这两年黄某竟莫名其妙地一再被贬，前不久竟横遭开缺死在了异乡。文悌相信黄桂鋆是遭到了打击报复，以前遭弹劾过的那些人现今得势了，自然容不得我们这些言官了。得知黄桂鋆的灵柩已运回老家镇宁安葬，文悌撰文祭悼，发出“岂独鋆之不幸哉”的哀叹，内心不满却又无处诉说，情绪十分低落。
说话间四年多过去了，戊申年（1908年）的九月，朝廷来了新的任命，“文悌移调贵东道”。文悌苦笑道，“吾道今东矣，流连何日归”，转来转去还是在这贵州地面上混，不知何时才能回得了京城的家。收拾行李上路，途经贵阳时，巡抚庞鸿书正着手筹备什么咨议局的事，一帮士绅贤达则嚷嚷着要参选什么议员，“新政”搞得蛮有声色。文悌自觉是局外人，没待两天就离开了。十月初到都匀府，办完接任手续没几天，传来皇上和太后相继驾崩的消息，一时天下缟素，举国齐哀，文悌在都匀滞留了近两个月才继续东行，于腊月初十抵达贵东道署驻地古州（榕江）。古州的气候、环境都不错，出行也便捷，各方面条件都比贵西道那边要强，按说文悌会乐意在这里待下去，没料想他不久就托病回了家，当真辞官不干了。
文悌作出辞官的决定，当是在滞留都匀期间就有所考虑的。两宫的去世，朝政的变化，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戊戌年自己把光绪给得罪了，现今光绪死了，可他的亲兄弟载沣成了摄政王，这往后的日子恐怕不会好过，思来想去他萌生了卸任的念头。他当时的心迹，还可从他那册《都匀至古州作诗三十首钞本》中看出一些端倪。由都匀到古州他走了12天，竟作了30首诗。有诗界专家点评说，这组诗水平不高，但总体看还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不同寻常的是，他一改之前“作诗喜欢骂人”的做派，这回竟然“骂”起了自己，“幼年颇好事，晚岁太衰慵，知与世无益，愧为人所容，真同独活草，恰对不材榕”等句，明显是在反躬自责、检讨自己的人生败笔；“村妇扫门户，山农负炭柴，有恒推此辈，无用是吾侪，苦爱高官职，何能与子偕”等句，则是省悟到自己一生追逐官场名利，远不如那些自食其力的平头百姓过得自在，活得有尊严。就在抵达古州的当日，他吟出了此行的最后两句，“此行尤负负，何以顾民碞？”对前景已没信心，对做官已没兴趣，于是不久就“乞病归”了。
文悌离开贵州前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说贵州向有织造毡衫之类物品的能力，望朝廷能拨款由西北地区购羊交贵州地方分群牧养，再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剪毛和擀制毡衫出售，以增加地方的收入；待逐渐推广开来且有条件时，再延请懂技术的洋人帮助选购机器设备来加工制成羊绒呢料和呢大衣，连同羊皮销往海外，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云云。折子递上去没有下文，但文悌能想出这么一个为贵州地方生财的路子，也实属难得了。
文悌辞官后的行踪就有些扑朔迷离了，有说他不久因病去世的，有说“帝逊位，独文悌自尽以殉宗社”的，有说“清亡，誓必死而卒未引决者文悌”的，还有说文悌“离家不知所踪”等等，莫衷一是。不过这“不知所踪”一说，倒给人留下了一些猜测空间。有资料说“清之亡也，仕宦中变道士服者、为僧人服者”不乏其人，文悌会不会也走了剃度为僧、遁入空门的这条路呢？有这个可能。
【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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